大学使命与大学生责任
一、大学的使命
1、大学的使命在于传承
大学担负着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个似乎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大学的这个任务决定了大学是世界上非常特殊的组织机构，和政府或企业都不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有这样一股思潮，说大学校长要“经营”大学。但是很快就遭到了一大批人的反对。因为强调“经营”就有把大学当做一个大型的公司来进行商业运作之嫌。如果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大型的公司，那么就忽视了她在知识的积淀与传承方面的重要功能。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即使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也绝对办不出像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这样一所规模很小的名校，根本原因在于大学文化功能构建的独特性。
同时，我要强调大学是一个民族性极其强的教育和学术型机构。国内曾经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我们应该把国外一流大学当做我们办大学的一个参照物。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国外的一流大学简单地当做我们办学的模板。因为这样就忽视了大学的民族性特征。记得大概几年以前，国际上一个大学排行榜把北大排在了第十七位。那是非常高的。但当时一些头脑非常清醒的教育学者包括北大一些教师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你要数一数科研成果、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这些硬指标的话，那么北大根本算不上是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是如果你要看一个大学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全世界没有一所大学能起到像北大和复旦等国内的一流大学起到的这么重要的作用。
大学的特殊性还在于她有学生，她承担着培养人才的任务。学生，尤其是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因此我们的大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思想、文化系统化，规范化，将其转变为课程，并且把它传授给学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所有的文明、精神进行传递，这种传递是学者们先进行研究后才能传递的。在大学里面，老师和学生共享着人类的知识，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吸收着人类最广泛的精神资源，用人类文化和一切知识财富来充实我们大学生的头脑。他们不仅学了专业知识，比如说医学的、化学的、物理的等等，更为学生一生的精神成长打下基础。
大学培养的学生承担着将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和发扬的任务。任何学科专业，不仅仅是人文社会学科，还包括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在起着这个作用，因为说到底科学也是一种文化。因此，我们复旦在前些年开始了通识教育。虽然它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大学，尤其像复旦这样的一所大学，传授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任务。美国教育家德怀特＆#8226;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备道德性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
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Eric Ashby）曾经指出，任何大学都是遗传环境的产物。“环境”是促进大学改变的外部力量，而“遗传”则是大学对自己应有的道德与文化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保守”的。这里“保守”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保守”有“坚守”的意思，指的是要“坚守”道德，“坚守”学术。大学的这个“保守”的文化品格，使得大学非常稳定而且有力量。众所周知，大学是世界上所有机构中最稳定的。这种稳定来自于大学的自信和对世事所采取的镇定自若的态度，也源于大学本身的自尊和自贵。
当然，大学也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从她的“保守性”来说，大学尽管不能脱离现实，但又必须要与世风俗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经常讲大学要远离尘嚣，要保持宁静和清醒。前些年有个说法，要把大学的围墙拆掉。如果它只是指物理的围墙，我觉得可以拆掉，但是大学的“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大学没有“精神围墙”，就无法满足大众对大学的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从而也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不仅不可以随波逐流，更不能对世风恶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应是社会的清洁剂、清醒剂。这些年，大学有不少有失规范的地方，国外的大学也有，国内的大学也有。其根本原因在于丧失了“精神围墙”。大学应该是社会思想的中流砥柱，尤其在民族危难和社会失范的时候，大学对精神的坚守显得尤为重要。大学也只有在稳定宁静的环境当中，才能够排除各种纷繁和躁动的社会干扰，潜心钻研学问，而学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才能够一心向学，否则所受的干扰就太大。所以，有的学者才会呼吁“要给学生一张安静的书桌”。
2、大学的使命在于创造
上面讲的是大学的“保守性”的一面，但大学同时也具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大学还必须进行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创造，对已有的社会发展形态、文化和知识体系以及人类本身，要不时地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因为人类的社会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总应该有一批人来非常认真地研究和批判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当中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放弃了大学应该担负的文化建设方面的责任。反省不仅仅是批判，而更是创造。大学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说当今的金融风暴和社会的道德问题等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讨论提供思想和理论武器。这种讨论不应是泛泛而谈，发发牢骚，而应是深入的分析，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学教师不应是一个流行节目的主持人，他不应该仅仅煽情，而应该为学生提供分析这些问题的思想和理论方法。我们要关注未来中国和人类发展的根本问题，并对此进行研究和讨论，并给出我们的回答，就如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大学要仰望星空”。有些问题看来可能是非常纯的理论问题，跟现实问题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是这些研究恰恰是为国家、民族、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我们创造了新的精神资源、新的思维方法，丰富了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大学具有极具“创造性”的一面。
大学在“坚守”和“创造”之间维持一种张力。如果大学一味“保守”完全偏到复古，大学丧失了她的责任；但如果大学忘记了传统，完全流俗，那么也是丧失了大学的责任。因此，许多高等教育研究专家都认为，大学的这种“坚守性”，以及她的“创造性”，实际上构成了“大学之魂”。
3、大学的使命在于服务
除了以上两个功能之外，大学还有第三个功能——服务社会。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新赋予的功能，如果你去念纽曼（Newman）的《大学之理念》一书，他没有明确地提到。我并不认同把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作为大学的功能划分，因为教学不等于培养人，教学和教育不是同一回事，科研也不等于培养人，但科研必须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你才能真正地培养人，所以我更倾向于用大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新的文化的创造，以及对国家与社会的服务，这三大功能来看大学的真正的使命和功能。
从大学的历史来看，大学服务国家和社会这个特征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为了反对法西斯，在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政府给了大学很多资源的投入，希望她们为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在这场世界性的战争当中崛起的，因为他们发明了雷达，并发明了破译密码的方法等等，为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从政府介入到大学事务以后，大学就带有了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了六、七十年代以后，大学跟工业界、实业界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自六、七十年代起，在美国的大学里建设了数百个和工业界联合的工业实验室，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科技知识以及各种其他的知识，能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有了充分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大学就扩展了这一方面的功能。所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校长克拉克＆#8226;科尔（Clark Kerr）在《大学之用》一书中认为：“今日之大学主要的功能不止于教学与研究，并且已经扩展到服务。”他认为，大学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服务的关系。因此大学总是希望及时地就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以满足这些不断变化的需求，并以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功能调整。
而我要说，这些调整（改革）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大学服务社会的任务应该讲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社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卫生、科技、国际关系等等诸多问题，都需要依靠综合的、非常深奥的知识来予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事实上，只有大学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只有大学才有那么综合的知识，一大批学者在里边研究非常深奥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国家和国际上各种竞争局面日益加剧，知识和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大学作为知识的积淀、生产、传播者和人才培养机构，她必须为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提供知识和人才的服务，大学也将以此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加合适的发展环境，因为一所大学的发展必须获得政府、社会和民众的支持。
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美国的大学就开始反省，他们认为在这一头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学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两个倾向性的问题。
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学与政府、工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结合十分紧密，这使得某些大学有些自大。他们说，大学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这是一个不太客观的倾向性表述。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不是一个万能者，她不可能承担社会上所有的责任。正因为大学不客观地把自己放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认为大学就是社会的中枢，因此就承担了“无限责任”，从而遭受到社会各方面对她的诟病，无意间把社会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归咎于大学出了问题。国内近些年来关于大学的讨论，都带有很强的这种倾向。事实上，当你把大学的功用强调地过头的时候，社会就会用这个过头的标准来衡量大学。
六、七十年代有美国学者认为自己的大学已经堕落成为“服务站”，这是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金耀基先生认为，“服务站”就是：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需要什么，大学也就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你大学也就给什么。这样的话，大学为社会提供的是即兴式的服务，不仅服务质量不高，而且使大学过度地社会化、政治化、市场化，大学和社会之间必须保持的精神距离就丧失了，这样必定导致道德与学术精神的消解。大学应该在坚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近代大学从未有过“象牙塔”精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前中国的大学对学术精神的“坚守”要比欧美的大学显得更加重要。
为什么“服务站”思想会使得美国的大学沿着这条路走得很远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站”能够为大学带来财富和各方面的支持。实际上大学的这个做法是有点“媚俗”的，这种“服务站”理念使大学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媚俗”、“媚众”、“媚上”的种种陋习，大学本身独立的精神未得到应有的坚持。因此，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多学者，乃至大众的批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Hutchins）在上世纪70年代时，对大学“服务站”的做法提出了非常严肃的批评。他甚至说：“如果大学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那么改革她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它回到传统意义上的大学。”
因此，为了维持大学的精神品格，大学在努力为社会提供各种高水平、有深度的服务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克服上面提到的两个倾向，要保持大学本身应该有的稳定性和宁静性。可能当今对大学来讲，“改革”固然重要，但是对大学精神的“回归”或许更加重要。因此，大学除了在“坚守”与“创造”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改革”与“回归”之间或许存在着更大的张力。这些都是“必要的张力”。大学在这两个张力中前行。
二、大学生的责任
1、大学生的第一责任就是学习
1912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在严复辞职以后代理北大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这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大学教育之精要。
英国的教育家怀特海德（Whitehead）,他又是个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1919年说过一句话：“归根结蒂，作为学生，你们必须要把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在一篇题为《大学之功能与大学生的责任》文章中也提到，“当一个青年进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以充实的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所以学习是学生一进入大学即被赋予的职责。
最近我收到一份调查报告，说我们有些学生进入复旦以后找不到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导致学习成绩出现不及格。我觉得每个学生都要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来到复旦上大学？你一路过关斩将进入了复旦大学，所以我希望大家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尽管可能每个人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的，但是你归一下类的话，不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有些学生为了毕业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比如说他要找一份白领的工作。也有些人会毫不忌讳地回答，我为了毕业以后能够赚大钱。也有一些学生是为了取悦自己的父母、亲戚朋友，也就是让父母亲和亲戚朋友觉得很荣耀。也确实有不少学生对他所选择的学问有非常大的兴趣，或者说有着更大的报负，他意识当今人类社会的不完美性，他意识到这个国家民族依然有很大的危机，他想对此负担责任，所以他来复旦学习。当然这个几种答案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种，而可能是几种交织在一起，这也无可厚非，但关键是看哪些东西是占了主导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李登辉先生对于为了前面的那些目的而来求学的是很不屑的。我想即使在现在，我们复旦的历任校长，也不会对纯粹因前面的那几种理由来上复旦大学的学生投以赞许的眼光。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德国的大学就非常鄙夷那些“为了谋生而求学”的学生。我想告诫学生的是，如果你淡化了纯粹“为了谋生而求学”的目的，那么你的学习就具有了高尚性，你对学问就有了一种尊崇。这样，你就有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
2、大学生应保持一种理想主义
一般来讲，年青人是很有理想主义的。有人说，一个人年龄大了就会老于世故，所谓老于世故就是缺少了理想主义的成分。我认为理想主义不应是一个贬义词，但是近年来人们认为它和“不食人间烟火”似乎是一个同义词，这是错误的。
我认为，如果你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你才会认真学习，并设法让这个不甚完美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类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如果大家认真思索一下，我们整个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世界上所存有的原子弹足以把地球毁灭几十次。美国金融界的寡头们的贪欲引发了当今这场危及全球所有人的“金融风暴”。我们想过没有，人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保护理想主义，为理想而学习，复旦大学将为具有理想主义的学生提供永久的精神家园。说到理想主义，如果你们去接触不同高校的学生，会感到有一些差别，这就是因为大学的文化氛围赋予的。复旦大学是一所具有理想主义传统的学校。复旦的学生，教师，校领导都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包括我自己在内。
理想主义对于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复旦大学校友王沪宁教授对此很有体悟。他说，“复旦大学的氛围让我立即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魅力，这是复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理想主义对于个人的人品和情操，我相信也是最好的磨石，越是敢于在理想主义磨石上磨砺的人，他的生命就越会放出异彩。”“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审问：我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吗？”事实上，我觉得不仅是年轻人，包括我们年龄大一些的人，都需要审问自己这个问题。
下面的事实与王沪宁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Google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在《做最好的自己》一书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实例。1960年，有学者对哈佛大学1520名学生做了学习的动机的调查，就一个题目：你到哈佛商学院上学就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理想？结果有1245个人选择了“为了赚钱”，占到了81.9%，有275人他们选择了“为了理想”。有意思的是，20年之后，人们对于这1520名学生做了跟踪调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受调查的1520名学生中有101名成了百万富翁，而其中100名当时他选择的是“为了理想”。
这个结果是发人深思的。我想，理想主义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没有理想，你就会感到学习的苦。反之，因为理想主义是深藏于个人心灵深处的精神源泉，他不断地支持他在现实世界里生活，在受到俗事纷扰的时候，他就能够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滋养生息，重新出发。理想主义者不会被一时的挫折所打倒，因为他有信仰。所以历来理想主义者面对挫折，面对死亡，他都可以泰然处之，他有信仰，所以才能克服困难。
台湾有位学者叫黄进兴，他早年留学哈佛，写了一本书叫做《哈佛琐记》，人们认为这本书写得非常生动，而且深有体会。这本书栩栩如生地体现了哈佛那些人文学者的素养、做学问的方法和态度。这本书里叙述了一个名叫罗尔斯（John Rawls）的教授在哈佛讲课的情景。罗尔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正义论》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学、道德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和一些著作等身的学者不同，他只有《正义论》这一本著作。这本书是1971年出版的，全世界单单是研究它的论著就超过了5000多部，所以这本书显然是很有影响力的。在《哈佛琐记》里头，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罗尔斯结束了一个学期的授课的时候，教室里的所有学生立即自发地起立鼓掌。罗尔斯走出教室以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作者双手拍得又红又痛，忍不住悄悄问旁边的美国同学，你到底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第一，这个教授很有学养，学问过人，我相信他也有很高的道德修养；但是另一面，我们要问问自己，当你面对一个德才兼备的学者，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他讲课结束后，你会不会站起来鼓掌？而且是发自内心的鼓掌？这个举动反映了听课的学生有没有理想主义，有没有对学术尊崇的理念。显然，如果你为了赚钱而求学的话，我相信罗尔斯的课不会教你如何赚钱，你也就不会去鼓掌，因为他是讲哲学课的。
作为一名学生，有理想主义情怀也会使你懂得该如何去学习。你们必须懂得，尽管你们在修习各种课程，但你们主要是在自己教育自己。恰如怀特海德（Whitehead）所说的：“你们不是一块块供聪明的教师捏成文化人的胶泥。”你们自己的努力，也只有你们自己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说一千，道一万，对那些值得做和值得想的事情，你们还是要做到：一要培养兴趣，二要视为享受。你们的学习生活或者会苦不堪言，或者会其乐无穷，这要看你们怎样对待它了。”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你们父母的独生子女，父母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父母们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期望都加在了你们身上。因为你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丧失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所以他们把受教育看得极其重要，他们对你们寄予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这有好的一面，但是我想我们的学生应该清楚，你们也不是被父母随心所欲塑造成某个人的胶泥，因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在自己教育自己。再次引用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话，“如果你们既不勇敢，又怕挫折，你们就不可能学业有成。”“你们不会对你们正在做的事情发生兴趣，除非你们树立了崇高的理想——渴望改善人类社会，乐于造福祖国人民，勇于迎着困难前进。”
3、大学生要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除了学习，你们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金耀基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论述。他指出：“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和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等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主义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挑激作用。”然而，理想主要只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模样，但是它“虽不可及”，但可“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它可以照亮我们脚下的路。然而，理想与现实永远是有差距的，有时这个差距还很大。正因为这个原因，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参加许多社会服务活动。美国耶鲁大学也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把学生派到社区去做义工，因为这是一个认识社会的重要的实践活动。但是，当他们感受到理想主义与接触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时，大学生一般是很难加以容忍的，他们对不合理的现实较易采取一种不妥协的，激烈而又绝对的态度。当现实和理想产生差距的时候，学生的素养决定了他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大学生都会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件会难以容忍，慷慨激昂，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比社会上的一般人更有理想和道德精神的色彩。这种现象几乎是世界性的。
我们的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故居有他亲笔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明显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当国家民族出现危难的时候，大学生总是冲在前头唤起民众。复旦的学生也是有此光荣革命传统的。“五四运动”是北大发轫的，而“五四运动”在上海、乃至在整个南方的策源地和组织者是复旦大学，当时的复旦被视为新思想和新思潮的摇篮。在日本侵华时，复旦的学生组建了“学生义勇军”，组建了“学生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逼着蒋介石当着我们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承诺“保证抗日”。所以说，复旦的大学生在民族国家危难的时候，所表现的民族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李登辉老校长就在当时提出了复旦的精神（spirit）：牺牲（sacrifice）、团结（solidarity）和服务（service）。我有时候把这个称之为“S of 3S”。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学的“坚守”和“创造”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这时大学生的责任实际上已经转换成“国民责任”，是一个有知识、受到过良好教育的青年的“国民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大学生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种激烈的方式在非国难时期，我们的学生是不能用的，是无谓的。近年来，发生在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的学潮很激烈，烧了汽车，也死了人，但他们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在我国“文革”时期也具有同样的教训，大学生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动乱，打、砸、抢横行，人性尽失。你们若不熟悉这场“劫难”，可以去读一下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和季羡林先生的《牛棚十年》。这些学潮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辱没了大学的理性和尊严。有的大学生沦为了假革命的祭品。许多大学生运动常常以理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金耀基先生分析说：“如果不是‘非常’时期，非常局面，如果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要靠大学生去鸣不平，去纠正，去解决，则是社会的大讽刺，是学生的大不幸；大学生如果过早而无准备地掉进险污的陷阱而成为牺牲品，则更是个人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因为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种正常的调节功能，用不到大学生采取激烈的行动。如果让学生这样参与社会的话，那就是让学生莫名地承担了“无限责任”。
即便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为了阻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的签署而不得已鼓动学生游行，导致了大量学生被捕。当这些学生被营救出来以后，他马上告诫学生们一定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并重申“以研究为第一责任”，“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生应该不断吸收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再对社会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要离开教室、离开图书馆、离开实验室去直接介入，如果不是“非常”时期，这并不是社会对你们的期待。
总之，大学生的最大责任在于学习，创造和理性地服务社会。
最后我简要地讲一下大学对大学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而且认为大学生比研究生更重要？根本原因在于你们对学校的贡献。哈佛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说过，“哈佛之所以成为哈佛，全在于哈佛的学术；你们这些出类拔萃的学生聚集于此，这才成就了哈佛。”一所大学的影响力就来自于其学生的影响力，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要离开学校，留下的只是一下部分。学生离开学校后的成就是大学为之骄傲的根本。所以，耶鲁大学校长在新生的欢迎会上说过：“耶鲁是什么？你们在座的就是耶鲁”。因此，人们称那些不重视本科教育的研究型大学为“没有灵魂的卓越”。
大学生是一所大学“保守”和“改革”的张力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改革”力量。所以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Donald Kennedy）在担任校长期间，每年就要给几个新生作指导。他发现，“这项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回报，事实上，它有时是无可估价的观察方式，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窗口，可以从学生的视角来观察这所学校。通过学生的眼光来发现大学里到底什么是管用的，什么是不管用的。”这是他当了大学校长之后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收获在于：“通过对这些聪明而又充满精力的年轻人发展私人交往关系，他们总是提醒我，大学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存在。”事实上，大学主要就是为了你们本科生而存在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前校长金普顿（Kimpton）也曾经说过：“我非常愿意告诉大家，我认为你们是这所大学里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们也是最有趣的部分。你们很重要，因为帮助你们培养自我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你们有趣，因为你们聪明伶俐，但是尽管有个别迹象表明你们并非那么样的聪明伶俐，你们有时很幼稚。”
